学佛的人都知道，佛教是讲咒的，而咒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念，即念咒，如念六字真言，就是咒的一种表现式，另一种是唱，如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就是靠唱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佛像正是由于这种唱咒的方式，造就了佛教音乐的兴起，即“梵呗”。
所谓的“梵呗”，最初是以一种“短偈”的形式出现，用来礼赞唱佛或菩萨的颂歌，并配有乐器伴奏，是古印度讲唱佛经的原始形态。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梵呗”也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土，进而开始逐渐走上了本土化道路，也就是说，“梵呗”除了形式发生了本土化外，其曲调也附上了中原文化的传统特色。
到了三国时期，以曹植为首的“鱼山梵呗”的出现，“梵呗”已经成为了真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音乐，即“转赞七声”，而将“七声”融入佛教“梵呗”的人，正是曹植。
据《法苑珠林》的记载：“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所谓的“七声”，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乐音中的七个音级，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羽。从曹植开始，“七声”正式注入了“梵呗”，而“梵呗”也成为了中国佛教最具有特色的音乐之一。
法师像事实上，佛教佛入中国，无论经文还是咒言，从翻译到表现，都有必要本土化，否则，难以立足，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植算得上是先行者，尽管他并非佛门中人，但他却是王子，也是才子，后世说的“建安文学”指的就是以曹植为首文人，他的《洛神赋》上千年来，仍然经久不衰，可见，他在当时的文人阶层所具有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植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佛教的高深义理，普通人很难接受，但在文人这个阶层则不一样，也就是说，将“七声”融入佛教“梵呗”之后，受到了文人这个阶层的喜爱，由此促进佛教在中国广泛快速地传播。
尽管曹植本人并不是佛门中人，但他不但“深通中原音律”，而且“属意经音”，再加上他特殊的身份，才有条件在其封地“鱼山”对于“梵呗”作了大量的改造，如《瑞应》和《本起》两部经卷，经过曹植的删制，并以宫商韵律配之，使得“梵呗”更易于传播，据说像这样的被他删制的“梵呗”数量竟达“三千有余”。
按照慧云法师的说法：“中国的梵呗在初创时期，梵呗的作者及传授人中，除曹植之外，其余皆为西域人”。
千手观音因为当时的来自西域的高僧大德们尽管精通佛教的义理以及音律，但这种音律并非是中土人士能够接受的音律，也就是说，只有当义理与音律都转为汉语，并能够完美融合之后，才能够被更多的中土人士的认可和接受，其教义才能够得到很好地传播，而曹植作为当时最具有影响力中土学者，参与释译佛经并以土宫商编配成声，而且能够得到高僧大德以及僧众的普遍认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千手观音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正是由于从佛经到音声的中原化，才加速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在这一方面，曹植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而“梵呗”也是佛教内容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现在很多人接触到佛教，“梵呗”即佛教音乐功不可没。
而这就是“梵呗”本土化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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