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北京，雪中的故宫。图/MarcRiboud
今天，中国拥有53处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最新入列的是贵州梵净山。
论世界遗产的数量，中国仅次于意大利。论谁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世界文化遗产，当属北京故宫。
今天，我们得以平静凝视这些可触摸的古老文明，是何等幸运，因为它们是在枪炮、盗贼、水火、风沙、地震以及光阴的侵蚀、破坏性修复中幸存至今。
当我们在讨论文化遗产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石头和建筑。我们讨论的是价值、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伊琳娜·博科娃）。
年起，许多西方人开始用影像记录中国。“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徐家宁）
“眼前的事物是在流动变化的，唯有往昔是不可改变和清晰可辨的。只有从往昔的历史中，我们才能学会理解世间盛衰无常的生活。”（恩斯特·柏石曼）
有一天，当你从这些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中回到了昨日的情境，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那么，恭喜你，你已不再是一位普通游客。
年，摄影记者李飞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重建”了北京的9座城门。这组作品被命名为“城门变”，刊登在李飞所供职的《新京报》上。
李飞，80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北京的城门，他只见过现在还存在的前门（正阳门）、德胜门以及后来重建的永定门，那些早已消失的城门（还有城墙），他是在上一辈的讲述和老照片中得知的。
年的宣武门（顺直门）远景。
年，东便门外，远处箭楼为内城东南角楼。
李飞小时候坐公交车，听到售票员报站名“下一站鼓楼豁口”，就好奇地问父亲：“什么是豁口？”父亲回答：“过去二环路上面是高高的城墙，墙两边的人们想见面，怎么办？就把城墙豁了个口子，好似人掉了颗门牙就叫豁牙子，城墙开了口子就叫豁口。后来城墙拆了，只留下了豁口这个地名。”
年年初，李飞接到了为《新京报》创作一组关于二环路的图片报道的任务。在听到地铁报站名“下一站朝阳门”“下一站东直门”时，他冒出来一个想法：既然二环路是拆了城门、城墙建起来的，这些城门已有名无实，城墙所变成的二环路也被车流塞满，那么，能不能将古今场景融在画面里，以纪念那些消失了的城门和城墙？
他的具体做法是：手里拿着各个城门的老照片，利用二次曝光的摄影技法，用遮挡镜头的方式分别曝光图片的上下部分。以天际线为界，画面上方是海市蜃楼般的古老城门，画面下方则是二环路。
“我的相机不停地穿梭于古老凝重的城门与光怪陆离的现实之间，感受着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速度——与二环路上奔驰的汽车所代表的激情与躁动相比，城门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显得如此平静、安详。”李飞在报道中写道。
照片拍出来，得到了李飞父亲的高度评价：“哎呀，就是这个样，很真实。”李飞父亲年进京，见过大部分北京城门——当时，虽然杂草丛生，不怎么受待见，可它们还在。随着它们的消失，那种堪称“生活的艺术”的老北京的活法儿，也一去不复返了。
年的西直门城楼。
现在的西直门城楼附近。
01
在电影里重建北京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为此，诗人北岛写了《城门开》。
“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
北岛所说的“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在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电影里，北京还叫北平，男主角彭于晏在屋顶上恣意奔跑，甚至骑自行车，如履平地。片方还特别发布了一个名为“北平之美”的短视频，集合了片中关于北平城的镜头，亦真亦幻：正阳门车站前，火车踏雪而过，那不像在北平，而更像在东北雪原；前门箭楼、钟楼还有狐狸塔（现东便门角楼）一掠而过；朝阳门和东四牌楼都还在，但在画面下方打上了文字说明——朝阳门（年拆除）、东四牌楼（年拆除），以此提示观众，你们所见的，是CG特效重现的景象。
电影《邪不压正》里的北京城。
姜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能把梁思成哭着喊着没实现的事，在电影里实现。不过，姜文引以为傲的屋顶世界，不是在北京拍的，而是在云南石林搭景拍的——他在那里搭了一座“北平城”。他的理由是：云南的天空，更接近80年前北京的天空。
除了重现被拆掉的东四牌楼，姜文所说的“梁思成哭着喊着没实现的事”，应该还包括梁思成当年改造老城墙的构想：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茶点铺；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在《邪不压正》所展示的内城南城墙（现明城墙遗址公园）那一段里，姜文确实把城墙顶描述成一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走黄包车的市民公园。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年代，东四牌楼，远处可见朝阳门城楼。
02
西方摄影师记录中国的来路
帮助我们重建记忆的，还有来自西方观察者的影像记录。
年，参加中法《黄埔条约》谈判工作的法国海关问题专家于勒·埃及尔（JulesItier）用达盖尔相机为中方代表、两广总督耆英拍了一张正面肖像照。这张照片，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照片，也是西方人用影像记录中国的开端。
这些影像记录数量庞大。仅黄山书社出版的《西方的中国影像》丛书（共9册）就收入余幅照片，尚未出版的则更多。比如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中国历史照片”项目，就收入了94位摄影师的照片。
正如老照片搜集者、译者徐家宁所说，这些来自西方的摄影师所记录的，是他们对中国最直接的观感。因为此前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些标签式的题材不免被一拍再拍。
“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在为《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所写的译者序中，徐家宁这样写道。
年，广州长寿寺。图/JulesItier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收入苏格兰地理学家、旅行家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年至年在中国拍摄的幅照片，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全景式影像记录”。
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走向变革的开始——通商口岸开放，洋务运动兴起。因此，在他的中国纪行中，除了拍下名山大川、宫苑楼台这些传统景点，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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